“走出传统”的背后
                              ---------瑞士三人陶艺展
杨国辛

中国陶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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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考夫曼(Jacques Kaufmann)又来了。这次他与同是瑞士当代陶艺界的领军人物兰伯茨(Philippe Lambercy)和巴尔德(Philippe Barde)的陶艺作品一同来的。几年前考夫曼在广东美术馆作过一个讲座,放映了他自已以及瑞士陶艺家们的一些陶艺作品幻灯片,其后国内杂志上陆续介绍了他的作品和学习创作经历,应该说在中国同行内对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2004年12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题为《走出传统---瑞士陶艺三人展》上,考夫曼和巴尔德先生出席了开幕式,考夫曼一身鲜艳的中式服装在中外宾客中特别显眼。在几十件展品中考夫曼占了二十四件,并和巴尔德的几件都是在中国创作完成的!这使展览的开幕给了观众不同寻常的期待感。

三位陶艺家中兰伯茨先生因年高未能来中国进行创作作品,展出的作品都是在瑞士本土创作完成的。而考夫曼和巴尔德的作品是在中国的阜平、唐山、景德镇等陶瓷产区在制陶工人的协助下完成的,作品大量使用了唐三彩、秦俑等传统元素,使这些装置性的陶艺作品有着明显的中国符号,“中国感觉”是他们的创作主题,在美术馆里展出时引起了许多中国同行和观众的兴趣。显然这些运用中国元素的作品并不是人们熟悉的兵马俑和唐三彩的简单挪用,它们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印象。

从作品标题上可以看到艺术家在尝试利用中国的传统技术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时,同时在寻找当代的表达方式,以折射中西方当代社会现状,如;向秦始皇的陶艺家致意 /坚固的根部/界与有与无之间/瓷器风景/碗、面孔/1200个头像/鬼等。在展出的作品中有两件考夫曼的作品是颇有意味的;“坚固的根部”可以说是件现成品的雕塑式的作品,作品的下半部是一座有着岁月流逝痕迹的青石柱础,在柱础上码叠了无数烧制瓷器时废弃的泥垫;装置作品“瓷器风景”在竹制的坯板架两头摆放了几百年前的古青花瓷片和今天生产的盖碗茶杯。中国几千年的陶瓷文化即辉煌又沉重,相比较欧洲的陶瓷生产历史要年轻得多,考夫曼的作品表达了对中国几千年陶瓷文化的敬意,但在其它展出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对传统的再认识。唐三彩和秦俑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在艺术家的创造中却给予了人们新的视觉感受,这种创造体现了艺术家的智慧和才能。考夫曼先生的“向秦始皇的陶艺家致敬”放在展厅的一角,看似一个普通的土堆,前面还放置了一个石臼,很像个中国乡村的劳动场景,近看原来是一些拇指大小的红陶泥块,把那些泥块翻过来仔细一看原来都是兵马俑的脸部造型,对一米高左右堆放的微型兵马俑俑头,考夫曼先生自己解说灵感来自于在陕西时的传说;秦始皇兵马俑在制作结束后,所有制俑工匠被处死的残酷故事。作品是对那些久远而无名陶艺家们的记忆。巴尔德的作品“1200个头像”是用6厘米大小的1200个陶制兵马俑面部挂满了整整一面墙,启发相信来自于艺术家在参观兵马俑博物馆面对征战攻伐的万千军阵的感受。

展厅另外一角被白色瓷土烧制的细小兵马俑头部占据,这些俑头均匀地散落在地上,在深色大理石地面上非常醒目,在观众的俯视下,显得渺小而又平凡。这些俑头的模具出自生活在西安以复制兵马俑作旅游产品为生的农民之手。数量庞大的俑头经一个个模压翻制、烧成,上面留下了清晰可辩的村民和民间艺人们的指纹。考夫曼先生是作品方案的策划和形态表现的实施者。

在一个长条形的原木台子上,摆放着陶瓷土制作的饭团,馒头,饺子等日常生活的食物。细看却是秦俑们的头像密集地排列着,然后被摔打糅合在一起,变形扭曲了的俑头最后化身为馒头、饺子,陈列在矮矮的木台上,这是考夫曼在中国北方创作时接触频繁的普通生活场景。

巴尔德的作品也同样充满了智慧和符号转换能力,他的秦俑元素使用得别出心裁。艺术家将兵马俑头部在泥坯阶段便竖切成一块块薄片,将切片连续挂在展壁上,使依然尚存的兵马俑头像外轮廓好像皮影戏里的人物造型,并使我们观看到少有见到的泥塑内面。作品颠覆了我们的惯常思维,让我们对十分详熟的图像突然有了新的体验。每一块切片中间的空洞好像一个窗口,让我们转换视角,从久已熟悉的图式中间看到新的无限可能性。

展出中的几件施唐三彩釉料的作品引人注目。名为“唐墙”的作品由平铺于地面的数百块方形施上绚丽厚重的三彩釉陶砖组成,那有意或无意控制的釉色将三彩釉的抽象美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从造型或体量上都与我们印象中传统的唐三彩拉开了距离。每一块陶砖表面釉色的丰富变化,形成两个圆形或三个圆形图案的组合,构成非常简洁流畅。另有一组挂在展墙上名为“唐线”的作品同样是施三彩釉陶砖拼合而成,在考夫曼的摆弄下变成了一幅典雅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抽象画。

考夫曼和巴尔德是两位典型的思考型且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家,在转移原有物质的界定意义上有十分敏感的能耐,倾注于艰辛的艺术劳动中,他们敏锐而具颠覆性的视角使他们在平凡和熟知的物品中找到他们需要的精神载体,而思考的逻辑结果则帮助将想象与选择整合成他们所需要的表现形态。这使我们看到了切入问题的方法: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东西”在艺术家的转换和创造下,可以传递着思想的愉悦和智慧的感染力,使司空见惯和久远的历史深处展露出人性的温暖。这一事实是耐人寻味的。它不仅告诉我们当久已存在的事物改头换面重新出现的时候,却给熟悉它们原始面貌的观众带来新的视觉享受;同时它还提醒我们艺术家是如何通过机智地挪用异质文化元素并重新组合、使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相互移植中形成的作品和观众视觉之间产生了张力。作品能否打动人,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动人,往往取决于艺术家寻找、制造这种张力的才华与能力。

来自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在利用我们的本土传统资源时,却创作出既使我们熟悉又如此不同于我们的陶艺作品。看来这不仅仅是表层地挪用文化符号这么简单的问题。“转化”这个被我们经常使用的名词,只有深化到我们的意识里才会行之有效,从观念上转化传统资源应立足于当下社会情境,而不是肤浅的表面文化符号的拿来主义。所有事物的发展来源于系统内部的不断地自我更新,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在一个物质和非物质不断交互,转换,流变的时代,如何利用及转化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属于我们今天的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以唐三彩为起点,追问考夫曼作品的张力从何而来呢?唐三彩在中国的艺术史和陶瓷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在今天,人们并不仅仅认为它只是精美的工艺品,和一种古老的低温多彩铅釉陶工艺。 “唐三彩”它承载着丰富而具体的形象,“唐三彩”作为唐代,尤其是盛唐时代厚葬之风而大大发展的明器,它的风格、形制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古人认为人死后仍需享用生前所用之物,因此唐三彩的造型大到庭院、房屋,小至文房四宝;有牛车马;有文官武士,乐舞,牵驼胡人……还有各式动物俑、镇墓兽等,人间所有唐三彩皆有。 “唐三彩”这个语词相伴随有强烈的对时代生活形象的记忆,具体体现着盛唐时候陶瓷工艺的杰出水平,它是一代帝国强盛时期社会安定、生活富庶、威泽四海的历史记忆。它也使今天人们对“唐三彩”有了约定性的知识背景,使“唐三彩”不仅成为一个技术名词,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概念。作为一种杰出的艺术范式和厚重的文化积淀其形式和技术是一体的,如果抽掉了唐马、歌舞女俑、牵驼胡人等等这些形象,面对一堆粘土和铅釉原料,没有任何人会说它们就是“唐三彩”。

对于深入中国传统陶瓷产区进行创作的考夫曼来说,唐三彩这种技术资源的使用也意味着对与之伴随的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和运用。这对艺术家是一个挑战,艺术家的文化背景、艺术视野和个人修养等因素决定了艺术家在面对过去的文化资源时候看见了什么和如何去运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作品的最终面貌。在考夫曼、巴尔德的作品中,当然的继承了包括他们老师兰伯茨先生在内的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时期锤炼形成的形式主义传统,非常注意作品形式结构的美感,这从兰伯茨先生的陶艺作品上可明显的看到这种风格标记,作品中那些不同几何形态的组合,敏感的空间构成意识、简洁和谐的色彩搭配是可以体会到的。三位艺术家同时在作品面貌、构成方式、展出形式、观念的表达上也传达了同属西方艺术中的装置艺术、环境艺术、观念艺术等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影响。作为身处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家,年轻一些的考夫曼和巴尔德比老师能更容易地接触异质文化,更方便地运用其它民族的文化资源,拥有比老师更加宽广的文化视域。这使他们运用起唐三彩和秦俑等元素时候能穿越形式的层面,而进一步深入文化的层次。解读“秦俑”和“唐三彩”不仅仅是形式元素和技术方法,它们更是文化的载体。作为有着欧洲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他们不仅利用它们丰富自己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传统陶瓷技术的尝试和运用,寻找一种当代的表达方式,寻找欧洲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一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展厅里,同时也存在于中国和瑞士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过程之中,更属于文化多元并存,相互激发的当今世界。

这些作品提醒中国的观众和艺术家们从历史的,而非片断的;从全人类的,而非种族的、区域的文化视域去看待自身以及世界其它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唐三彩和秦俑作为明器在今天的文明世界已经不能起到原初的作用。但它们作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却是后人可以利用的传统宝藏。瑞士艺术家们运用中国的材料和工艺;借鉴和挪用中国艺术的形象资源,由当地的普通艺人和陶工协助;在中国传统的陶瓷产地制作。“走出传统”这个展览主题意味深长。它给了我们很大的思考空间促使我们去思索;什么构成了传统?走出传统的背后是什么?走出谁的传统?如何才能有效地走出?带着什么走出去?在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如何能够跳出我们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思维定势,颠覆对古老文化资源的习惯性认知,因势利导完成自身的现代嬗变,让传统与今天形成一条精神上的脉络,联系过去,通往未来,又承载当下,在艺术家的不断走出中延续和生发。

瑞士艺术家的作品在当下情境中显得并不时尚,但显露着一股温厚的力量。在异域他乡的不同文化场中,他们对艺术、对创作的作品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西方百年现代艺术历史所形成的工具方法,和对东方文化探究容纳的胸怀。在当代艺术不断拓展的艺术空间里,有着无数的新鲜和刺激,但考夫曼们的作品给了另一个提示;还有一种精神高度即艺术的神圣性、理想、信念等一系列标准仍然是一部分艺术家内心的依据和准则。他们的作品构筑了一个有着宁静沉思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感境界,这在瑞士艺术家的作品面前能使我们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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